第十六章 史与传的关系（4 / 7）

再者，便是薛莹（三国时期吴国官员）的《后汉纪》、谢承（三国时期著名史学家）的《后汉书》，其内容粗糙谬误且多不可信。于此期间，像司马彪的《续汉书》详细紧实，而华峤（公元?293年字叔骏平原高唐人西晋学者史学家改《东观汉记》为《汉后书》时称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的《后汉书》准确恰当。他俩的作品应是记录东汉历史的顶级杰作了。/p

三国争雄时期，记载魏蜀吴史迹的著作，此起披伏。比如孙盛的《魏氏春秋》、鱼豢的《魏略》、虞傅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等，有的言语过激，难以核查证实；有的内容宽泛，找不到中心要点。唯有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安汉人三国时蜀汉及西晋时著名史学家）的《三国志》，从文辞记述到论辩义理，都十分融洽和谐。晋代的荀勖和张华，都把《三国志》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并不是过誉啊。/p

进入晋代之后，设置了著作郎一职，专门从事史书的编撰。陆机的《晋纪》，虽是书写晋代的开始一段历史，但并不完备；王韶之（公元380435年字休泰琅琊临沂人东晋大臣）的《晋纪》，主要书写晋未的一段历史，但却没有结尾。再者，像干宝（公元?351年字令升祖籍新蔡后迁居海宁东晋文学家史学家）的《晋纪》，在裁剪核定上，确实井然有序；孙盛的《晋阳秋》，不仅简明扼要，而又重点突出。/p

追根溯源，最初反映姬周时代的《春秋》，无论经文还是传文，都有一些比较明确的经典范例，都可以拿来作为这一文章体例的准绳。自《史记》《汉书》之后，固定的范例却没有了。到了东晋时代，从邓粲（生卒年不详东晋史学家湖南长沙人）编写《晋纪》开始，又恢复了拟订范例的自我约束，并且开始抛开汉魏史书铺张拓展的宽泛格调，进而取法殷周经典而又干练精微的谨实风格。由此可见，当时僻居长江之南的学者们，已经领会到古典经籍的妙用了。所以，当孙盛（生卒年不详字安国太原中都人东晋中期史学家名士官员）着手编史时，便开始先立规矩，则完全是取法邓粲罢了。/p

毋庸置疑，凡载入史册的作品文籍，必须熟悉诸子百家的体例风格，才有可能不误入歧途。那么其中优秀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贵在揭示了世道兴衰的征兆表象，并成为后代防患未然的警戒借鉴。因此，每一朝代的史书记传，无论其为何等体例，必将与日月一样出没存生；其所彰显的英豪才俊及其王霸事业，都必将与天地一般广大长久。/p

汉朝立国之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