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史与传的关系（3 / 7）

亲攘美”的不实罪过，以及“贿赂撰文”的致命瑕疵。类似这样一些评观点及其因由问题，仲长统（公元179220年字公理山阳郡高平人东汉末年哲学家政论家）在他的《昌言》（此书亡轶）里，已经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证明。/p

追溯史传文体的发展轨迹，亦不难看出：《左传》在言行记录上，完全依附《春秋》笔法，只是在个别地方上添枝加叶；然而，其弊端在于文字简约不详，尤其诸多人物氏族的源流背景不作详解，令人无从知晓，尤其一时难明。自《史记》开始，从本纪到列传，凡人物祖宗源流及其家庭背景，开始分类介绍的详略得当，不但一览无遗，并且方便阅读理解，进而成为了纪传文体的先锋楷模。/p

汉惠帝（刘盈公元前210188年汉高祖刘邦与吕后之子西汉第2位皇帝）懦弱而亡，随之吕后摄政。针对这段历史，《史记》中的《吕后本纪》和《汉书》里的《高后纪》，都明显违背了古典史书的记录规则。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自伏羲以至于吕后之间，从没有听过有女人做皇帝。汉代像吕后这样一种特殊境况，本不应该成为后世效仿的榜样，更不应该记入史册内，给予表彰。在《尚书?牧誓》中，周武王就曾有过这样的誓辞：“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大意：母鸡不司晨；母鸡司晨，家破人亡。）。另外，《谷梁传?僖公九年》记载，在葵丘齐桓公与诸侯会盟时，就有“毋使妇人与国事”（禁令女子干预国政）的誓言。还有当初在秦国，也曾有过秦昭王因为年幼，以至于宣太后主政的故事。毋庸置疑，西汉吕后政治性专权，事实确凿；对此，无论成是临时替代还是阶段摄政，都一样不合乎道理，更不要树碑立传了。到了西汉末年，因为《史记》《汉书》都将吕后列入帝王行列，所以从事历史记录工作的张衡，或许受其影响，曾主张将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也写入史书的本纪之中。这简直就是更加荒谬不堪的事情了。因为惠帝的儿子刘弘，虽然是假冒的皇后儿子，但总是惠帝的后嗣啊。至于孺子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因此，刘弘、刘婴两人才应该书入本纪之中，哪有将吕后、元帝皇后载入本纪的道理呢？/p

记载东汉的史书，起始于刘珍（公元？约126年又名刘宝南阳郡蔡阳县人东汉史学家）、李尤（东汉史学家字伯仁广汉雒人据司马相如扬子云之风拜兰台令史）等人撰写的《东观汉记》；随后，袁山松（又名袁嵩东晋陈郡阳夏人）的《后汉书》以及张莹（东晋文人）的《后汉南纪》，缺点都在于偏颇失序而不伦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