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乌托邦的愤怒（1965—1969） 第十七章（4）（3 / 7）

留未放，但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这些指挥官游过东湖来到毛泽东的客厅试图向毛诉说。但他们被抓了起来。毛泽东不赞成抓他们，传令要他们分坐两边，自己则坐在中间。林彪介人进来了。感到骚乱威胁毛泽东的安全，国防部直接下了一道命令要这位党的主席从武汉转移到上海的安全环境。毛泽东坚持不走—“我宁可被抓”—但最终离开了，这座城市中的属于他的“左”派和军队正在扎营准备战斗。这是毛泽东自1949年以来所未曾经历过的。

这一次武汉部队司令员失着了，周恩来亲自陪同他回到北京。然而，这位武汉的“军阀”还是赢了，毛泽东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比极左分子更得人心。

武汉事件非但没有遏制反而增加了军队在中国政治中的力量。《人民日报》曾宣称解放军已开赴了“支左”前线。但是，无论在武汉还是在其他地方，解放军根本没有“支左”。

红卫兵指责外交部长陈毅，他们占领了他的外交部，向世界各地的中国驻外使馆发电并命令他们在外交工作中采取强硬姿态。这使得中国与柬埔寨、缅甸及其他一些友好国家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

周恩来自己也被监禁两天。“资产阶级的臭老板，善于玩弄反革命伎俩”，这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给总理贴的标签。另一个红卫兵组织要批斗周恩来，据说毛泽东的回答是:“那好，我跟他站在一起挨斗。

为了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新姿态，红卫兵冲进了英国代办处。

他们焚烧大使馆，辱骂那些惊恐的职员，并抓某些人的生殖器，让他们逐一在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前鞠躬。

毛泽东见造反派胡乱到这种地步，便加以制止。1967年秋，他频频谈到各派红卫兵要“大联合”，就像一年前他屡屡号召红卫兵要起来“造反”一样。当听到红卫兵攻击英国人的事件报告后，他抱怨说:“极左。”

陈毅向红卫兵承认:“我过去曾经多次反对过毛主席，今后也不敢保证不再反对他。要是在1966年，毛泽东是无法忍受这样的异己言论的。

陈毅讲得十分露骨:“马克思是德国人，于是德国产生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与他分庭抗礼，来修正他的学说；列宁是苏联人，苏联就出了赫鲁晓夫；毛主席是我们国家的人，肯定中国会出现一个人反对他，你们等着瞧吧。”

毛泽东没有也不能支持对陈毅的攻击。他看完陈毅的“黑话集”之后说:“此话不黑，口快心直。”

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命令停止对陈毅的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