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乌托邦的愤怒（1965—1969） 第十七章（4）（2 / 7）

。伟大领袖亲自将这两位煽动暴乱者迎进他的总部。

他泼这两人的冷水。无政府主义一定要杜绝，他说，一个组织必须得有人负责。

上海的“左”派们引用了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当年，年轻的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毛泽东叫他们不要再引用那些话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就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当时是否讲了那些话。

至于“上海公社”，毛泽东断然否定。如果全国各城市都建立公社，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是否也要改一下呢?其他国家会承认一个“中华人民公社”吗

张、姚回到上海，马上给已经白热化的“文化大革命”降温。上海公社只维持了19天。

毛泽东之所以转变态度，是因为他不满于“左”派们的宗派主义，他们擅长于“打倒”。但要建设时，只有成百上千搞上层建筑的人，没有一个砌砖工人。

空洞的口号到处泛滥，一个教条主义的琐碎分析会使普通人发狂。红卫兵变得越“左”，就越不会与他们认为不够“左”的人携手联合。

红卫兵愈演愈烈的派系争斗足以使基督教世界内部繁杂的教派纷争黯然失色。相比之下，各基督教派倒像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光是三省(湖南、湖北、广西)三市(北京、广州、上海)就有1417个分散的红卫兵组织。

在法国，革命吞噬着孩子；而在中国，是孩子几乎吞噬了革命。

毛泽东开始巡视中国，所见到的一切都使他忧心。红卫兵不仅仅在内部混战，而且组织起来同工人激战。在军队中也会听到许多不满言论。

毛泽东不满地对周恩来说:“中国像是分成了八百诸侯国。

毛泽东派了两个高级官员作为他的特使赶到武汉。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武汉的“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批判走资派引起很多人的不满。红卫兵并不像毛泽东所希望或相信的那样受欢迎。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出来反对他们，武汉市一些大工厂的工人也组成了广大的阵线和他们对抗。

毛泽东的两位特使都是极左分子。本来他们南下是为了平息争斗，可是不到两天，他们自己险些被抓住。陈再道拘留了这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当时的官位都居于中国20名最高领导人之列。周恩来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在一月之内第二次飞赴武汉以说服释放这两位“左”派。毛泽东也秘密来到武汉。在一些指挥官的支持下，王力仍被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