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二）（10 / 48）

以，近人洪业先生有‘两汉学者所传之《礼》，经有三而记无算‘之。

《记》尽管没有经的地位，但依然受到汉儒重视。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上，闻人通汉、戴圣在发言中就引用了《记》。当时许多学者都有自己的《记》的选辑本。经过比较和淘汰，到东汉中期形成了《大戴礼》和《戴礼》两种比较权威的辑本。郑玄《六艺论》，戴德、戴圣叔侄二人传授礼学，‘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孔颖达《礼记正义》引）大戴《礼记》与古文《记》是怎样的关系，郑玄没有提到。晋人陈邵在《周礼论序》提出《戴礼》是删《大戴礼》而成的法：‘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诸家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经典释文·叙录》引）《隋书·经籍志》大体沿袭此，但又马融在《戴礼记》中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等三篇，所以才有四十九篇之数。这一法流传很广，但漏洞很多。清代学者戴震、钱大昕、沈钦韩、陈寿祺、毛奇龄，以及洪业等都曾加以驳斥，其要点可归纳如下。

首先，若如其，则二书篇目应该完全不同。但是，今天见存的大、戴《礼记》中都有《哀公问》和《投壶》。此外，《曲礼》、《礼器》、《祭法》、《祭义》、《文王世子》、《曾子问》、《间传》、《檀弓》、《王制》是《戴记》篇名，而《汉书》、《五经异义》、《白虎通》、《毛诗》等引及时，称引自《大戴记》。明它们也为大、戴《礼记》所共有。

其次，《汉书·曹褒传》曹褒的父亲曹充‘持庆氏礼‘，‘传《礼记》四十九篇‘。‘庆氏礼‘是后仓弟子庆普所传之礼。庆普与二戴是同时代人，而庆氏礼已有四十九篇之数。《后汉书·桥玄传》戴圣的弟子桥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明四十九篇之数在马融之前已有。而刘歆《别录》的《礼记》篇目中有《乐记》，可见《乐记》也非马融所增。

再次，大、戴是武帝、宣帝时人，刘歆是哀帝、平帝时人。二戴怎么可能去删刘歆编次的《礼记》？此外，《大戴记》文字多有见于《戴记》的，如《曾子大孝》见于《戴记》的《祭义》；《诸侯衅庙》见于《戴礼》的《杂记》。《朝事》与《聘义》，《本事》与《丧服四制》也颇有相同之处。如果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