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3 / 4）

光很高兴，赏了徐广缙一等子爵，叶名琛一等男爵。

然而，英国人虽进不了广州城，却能在广州城外、黄埔岛以南两三英里之处，停泊鸦片趸船，公然走私。他们而且公然在珠江两口出海之处铺路、造屋，自设租界(毫无条约根据)，停了若干鸦片趸船。在厦门、福州、宁波以及[不列于五口之内的]汕头、泉州、镇海，也都有鸦片趸船停在港外不远的海面。在上海附近的吴淞所停泊的更多。

结果，鸦片销华数量就一年比一年多。在鸦片战争以前，最高峰是两万箱。在《南京条约》签字以后的一年，就有三万六千七百箱。到了咸丰九年，竟然超过六万箱。

《细说清朝》七九、上海走运

根据《南京条约》，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子均被开放。清初以来的“一口通商”的局面从此打破。广州不再是中国官吏与商人唯一的“发洋财”的地方。而且，由于英国人在当地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被老百姓挡驾，直至英、法联军之时，不曾能够“进城”，只能继续住在城外的“商馆”。

厦门、福州、宁波这三个口子虽则开放了，但是厦、福两口由于“腹地”山多，交通不便，物产少，人民穷，始终不能发展为繁华的国际商埠。宁渡的情形较好，但是距离上海太近，大部分的生意均被上海抢了。

在《南京条约》及其后的《五口通商章程》与《附黏善后条款》之中，并不曾有一项设置“租界”的条文。上海之产生租界，与租界之发展为半独立的“洋人自治区”，是中、外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最初，来到上海的洋人是住在县城的城墙以内的。上海人与广州人不同，并不排英。(在厦门、福州、宁波，洋人也都能“进城”。不过，洋人喜欢新鲜空气，自愿住在厦门对海的鼓浪屿、福州城外的南台、宁波的姚江北岸。)

不久，住在上海城内的洋人也觉得新鲜空气可贵，就由英国领事布特娄出面，与中国的苏松太道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十一月初一日立约，指定郊外的一片地方，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苏州河、东至黄浦江(西边的界限，于次年八月初五日确定为界路，即今天的河南中路)，专供洋人“租地建屋”之用。它的面积约有一千零八十华亩(一百八十英亩)。再其后，在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又把西界扩展，增加了一千七百四十华亩(二百九十英亩)。

道光二十五年的租地建屋原约，规定洋人可以向华人地主“永租”，每华亩至少付给“永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