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2 / 4）

壮丁的单位)。于是这三旗的完整性也丧失了。雍正，不消说，也是采取分割各旗的政策，而变本加厉。

每一个满洲的旗，在原则上包括五个参领，也就是二十五个佐领。事实上，各旗的大小并不划一。佐领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旗分佐领”，其份子称为旗分人员，简称旗员，对于旗主很像西洋封建时代藩臣之于藩主，旗主有大的“圈地”，旗员有小的圈地。另一种是所谓包衣佐领，那便是相当于农奴的集团了。

雍正规定：下五旗各旗主对于包衣可以照旧享受“主人”的权利，对于旗员则只能用为“护卫、散骑郎、亲军校(小军官)、亲军”，不许用作仆从，管家务，供差役。倘若要在旗员中调人充任这些贱役，就必须专案奏请。旗员当了京官侍郎以上，外官县知事以上，旗主不许挑选他们的子弟当侍从，或管带包衣的“下官”。

各旗彼此之间，也不许发生横的关系。这一旗的旗员与包衣，不许到别一旗旗主那里去当差。上三旗的旗员包衣，更绝对不许“在诸王门下行走”。

雍正精力过人，喜欢办事，而不怕繁琐，可说是天生的一位大行政家。他自奉甚薄，较康熙有过之而无不及，虽致力于清查逋赋、欠赋、增收关税、盐税，却只是为了充裕国库，不是为了一己的耳目之娱(宫室)，口腹之欲(饮食)，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他把整理财政的所得，用在免赋、赈灾、浚河、筑堤等项目上。

如果他不是皇帝，而是一位宰相或“大学士”，以他那一种综核名实的作风与政绩，其值得后人的歌颂，也许要超过张居正。我们不可忘记，他是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人(即位于公元1722年，逝世于1735年)。那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具有所谓责任内阁制的政府，除了英国以外。甚至在英国，责任内阁制也不过是刚刚萌芽罢了。

我们也不可忘记，中国自从明太祖晚年以来，一直到他(雍正)即位之时，已经有三百多年不设宰相。大权在原则上操在皇帝之手，而若干大学士与(明朝的)所谓秉笔太监，顾名思义，也只是皇帝的书记而已。

我们可以不欣赏他的作风，不佩服他的政绩，但不应该责备他不懂得用宰相代治国家，不懂得创设一个民选的议会，正如我们不应该责备孔子不会驾驶汽车。

就事论事，以当时的标准衡量，雍正的用人行政虽不是完全无可批评，的确比康熙与乾隆均高明得多。

他最信任怡亲王胤样，先用为“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后用为大学士及军机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