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11 / 13）

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这是一个时代即将结束时的士人的选择。在《饮酒》中，诗人则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和前代比起来，魏晋隐士在钟情老庄上表现得更明显，无论是陶渊明，还是刘遗民，抑或周续之，都倾心于《老子》《庄子》。尤其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带有老子风格的“小国寡民”的世外理想之境，千年以后，引得后人探寻和追慕。他们与庐山高僧慧远关系密切，并加入了莲社。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表明佛教对中国隐士有了影响。与陶渊明同一时代的宗炳，在具有隐士身份的同时，还是那个时代第一流的山水画家。朝廷屡次征召其出山，皆被拒绝。他是继许询、王羲之之后，又一个狂热的山水爱好者。按史上记载，他“每游山水，往辄忘归”，“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他潜幽谷，行远山，达三十年之久。晚年时，不能再远行，于是把自己曾去过的山水都画于家中墙壁上，“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随后南北朝时的陶弘景，是古代隐士中的一个典型。他36岁辞官，“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后隐居于茅山。陶弘景深知广谋，梁武帝萧衍建梁前，与陶弘景过从甚密。后萧称帝，朝廷每有大决策，必派使者入茅山征求陶弘景的意见，“书问不绝，冠盖相望”。时人称之为“山中宰相”。陶本可以隐居到更远的名山，但却没这样做，而是隐居在了离京城建康（今南京）很近的茅山。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是有想法的人：因为离京城近，皇帝才可以跟他形成互动。在追逐自然适意的人生体验的同时，又参与着国家大事的制定，取得隐士与权力的两全。对他来说，权力角色未必是其终极追逐的，他也许只是把决断国事当作构成隐士价值的另一个部分。这需要与京城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地理上的距离和精神上的距离），这个度是不好拿捏的，但陶弘景很好地完成了这个角色。

隐逸内涵发生微妙的变化，是在寄居江南的东晋王朝时期。东晋名士除了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外，向外又发现了山川之美。东晋前，即使严光隐居于美丽的富春江，在他那里，第一重因素也是出于对人格和精神独立的坚守。而东晋之后，士之隐，虽也存在严光这样的心理，但纯粹的山水审美和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已日益显得重要起来。再后来，山水情结由停留于欣赏自然景观上升为一种陶冶心性的生活，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