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1999年，汉江（7 / 28）

；但我完全没想到他讲的居然是他对我的好感。我承认，我很意外，也很感动。侥幸活着回来，我已经跟他讲清楚，我们继续保持朋友关系，他三年前就离婚了，单身，无牵无挂，不过我不可能为了他离婚。我已经39 岁，有家庭，有事业，从来不是一个细腻的女人，感情当然也不是我做决定的首要因素。”

“他在联合国工作的话，应该不会长驻国内吧。”

“问题就出在这儿。两个多月前，Peter 竟然辞去他待遇优厚的职位，应聘来汉江市一所大学教书，我不会矫情地撇清自己，他的这个决定与我无关，但他他是成年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我无须烦恼。有时我加班晚了，他会送我回家，偶尔有了烦恼——比如学军突然他要继续留在阿里，我一个人再怎么撑着，也有疲惫和憋得几乎要疯掉的时候。在这个城市，他是唯一知道安情况的局外人，跟他聊一会儿天，算是疏解。仅此而已，这不算是死罪吧。”

高翔无可奈何地：“于老师，我不是卫道士，不会评判你的行为，但是安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对于感情恐怕有非常严格苛刻的标准，更别提是对自己的父母了。我建议你跟她解释清楚这一点，不能有含糊其词的地方。”

“可是，我该怎么解释？在安看来，我不爱她父亲了，就已经罪不可赦。我和学军十多年夫妻，我做不到粉饰他的行为，把他成是一个为了支援贫困地区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人；可我也不能坦白地告诉女儿，她父亲以她的经历为耻。他一回来就必须面对，所以他想一直逃避下去，还想让我和女儿跟他一起逃避。”

高翔不得不承认，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赞同于佳的看法的，可是一个妻子用如此犀利客观的态度分析丈夫的行为，感情确实已经接近破裂，而一个深爱父亲的女儿又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安童年的时候，我对她照顾得不够，她信任的人是她父亲，在别的问题上她对我非常体谅，唯独涉及她父亲，她就变得异常固执。如果学军肯回来，我们不会离婚，她也就不会怪我；如果他一意孤行，坚持留在阿里，她肯定会怪罪我；要我讲她父亲的大实话，我不忍心，而且就算讲了，她一样会不相信，会更加恨我。”

于佳更像是在对自己分析可能出现的情况，一条条列举下来，越越是沮丧。高翔只能宽慰她：“我会尽力劝劝安。”

于佳猛然摇头：“对不起，高，尽管我食言又找了你，但我之前对你的要求仍旧算数，我希望你继续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