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岁月（9 / 10）

少奇不赞成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与毛泽东产生意见分歧。这一切,使毛泽东对刘少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产生了怀疑。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时,在一番长谈中,对接班人问题发出这样的感叹:“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都是70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与1959年推荐和介绍刘少奇作为自己接班人的那番热情相比,毛泽东的态度已是判若云泥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建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常委原为7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会议增加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为常委,常委排序也调整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而仅仅提及林彪为副主席。如此安排再明显不过了,刘少奇再也不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了,而取代他的林彪才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刘少奇是个组织纪律性极强的人,他在会上一再检讨,承当责任,“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但是,他对“文化大革命”一直不理解,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十分清楚,在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时,毛泽东就断言刘少奇对这个决定“模模糊糊”,“实际上是反对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面对广场上人潮如海、欢腾雀跃的青年学生,刘少奇淡淡地对伍修权说:“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

他一次又一次地检讨,也一次又一次地给自己的“错误”加码,可是,林彪、江青等仍然鼓惑、煽动青年学生,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声浪便遍及北京以至全国。他很痛苦,曾对家人说:“我多次跟你们说过,对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还要说一句,人民的误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他从维护整个大局的角度,不得不默默地忍受这个“最大的痛苦”。

运动之初,毛泽东也在很多场合,为刘少奇开脱,指出,“对刘、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