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岁月（6 / 10）

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他对“左”倾错误造成的苦果,已是痛心疾首,以至于在讲话中多次触及这一敏感话题,他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他的警觉之言,已全然忘记了忌讳,须知路线错误非同一般,在党的历史上,凡是犯了路线错误的,是没有不下台的。

这些话在高层干部中引起震荡和反响,大家都开始直面“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和困难。毛泽东在会上提出,3年来违背客观规律,受到大的惩罚,那就是: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他肯定了刘少奇的调查研究成果,并且说:我也要向少奇同志学习,亲自去做调查。

北京会议后,也就是1961年7月,他又带领调查组,来到东北、内蒙古大小兴安岭,调查林业生产的情况。在小兴安岭林场,他仰头望着一棵棵参天的树木,担忧地说:“百年之后,这里还能不能有这参天的红松呵?我们这一代把它采光了,下一代怎么办?不但要后继有人,而且要后继有林啊!”“我们国家的森林资源相对而言并不丰富,如果这些森林被我们采伐光了,不仅后代没有木材用,而且还改变了生态平衡,到那时,历史会无情地审判我们这些败家子的,我们造下的孽,惩罚的恶果会让我们的后代去承担的。”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与会者达7118人,故又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报告,本来他有一个书面稿,并由中央政治局传阅通过,会上的讲话是临时决定的。毛泽东建议他:“你还要讲什么,愿意讲什么,解释什么,就讲嘛!请你根据报告的精神在大会上放开讲一讲。”他对这几年的问题可谓是烂熟于胸,而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更感到是迫在眉睫,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正是这种情绪的激励,他的讲话才没有重复书面报告的“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的估计,而是尖锐地提出:“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而困难的具体表现是

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

他的讲话如醍醐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