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6章 民主破坏者（2 / 3）

撤销孙纹筹办全国铁路的全权，并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叛徒”，黄兴和陈其美还被悬赏10万和5万元加以捉拿。在此之前，黄兴的陆军上将衔也被剥夺。

在叶林看来，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南方派与保守派的妥协。革命的不彻底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在革命之后一一暴露出来，所以二次革命的失败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南方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即使在南方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

在同盟会改组为南方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的壮大，南方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大多不报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所幸的是，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国内众多实权派的拥护，所以失败的很快。

就叶林的观点，反过来说，南方党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达到倒袁的目的，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他对地方上实际上是无法加以控制。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

“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党魁、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闹得厉害了，自然不乏刀枪齐动、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无噍类，譬如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里的革命党、造反派几乎是数以百计，这些人何尝不存争权之私心。

由于革命党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的吸收了会党领袖，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齿的渣滓流氓（如应桂馨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