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7章 大蜀王又来了（二）（3 / 5）

心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太宗赵光义以心腹宦官王继恩为帅，调集大军镇压。虽最终平定蜀地，但“蜀乱由赋敛苛急，农民失业”，赵光义深受震撼，被迫下《罪己诏》，先是将责任推给了蜀地官员，道：“朕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唯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又称“自今而后，永鉴前弊，改弦更张”，终于放弃了对蜀地财富“剃头式”的劫掠。

（太宗皇帝不喜欢四川人，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四川人被北方人称为“川?子”，也即四川人粗野放诞，不遵礼法，是一些好乱易动的奸恶刁民，当然也不排除某些险恶的用心，毕竟诸葛亮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哪天那里在冒出这么个猛人，宋朝的天下焉有存呼。太祖刚刚统一四川就发生后蜀降兵大起义；太宗末年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王波、李顺起义；真宗初年又发生震动一时的王均兵变，短短30年间变乱频生，使得当权者对四川颇为反感。北宋朝中的舆论大肆宣传四川乃乱民丛生的危险地带。仁宗年间的诗人张俞曾描述外人对蜀中民风的看法，简言之就是“奸讹易动”。梁周翰就对四川的地理、经济、民风等进行了一番易于作乱的宣解：“夫九州之险，聚于庸蜀，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于繁侈，西南为域中之冠也。多犷敖骜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这样，四川就被王朝中心建构为边缘之地：这里地形险要，人心险恶，根本不能与中原上国的淳朴民风相比。被权力中心边缘化、妖魔化的四川人民，长期遭受到朝廷的暴政压迫。把四川描绘成奸民险地的梁周翰，到蜀地为官后对蜀民大搞严刑峻法，把人活活打死之后，仍理直气壮。余靖代表朝廷拟写的给益州（今成都市）知州文彦博的制书，居然要他到蜀地后“勿贪宽厚之名”，这就是公然鼓励和敦促地方官到四川搞暴政了。为对付所谓的蜀中奸民，大宋自真宗以后就把犯罪的蜀民，不论罪行大，全家老一律赶出四川，有些人甚至永远不能回家乡。王安石曾：“蜀自王均、李顺再乱，遂号为易动，往者得便宜决事，而多擅杀以为威，至虽罪犹并妻子迁出蜀，流离颠顿，有以故死者。”可见，蜀地被塑造成一个危乱之地后，暴政在四川的推行就具有了合法性和习惯性。更有甚者，天圣年间，益州知州程琳，因为对四川祭神集会的风俗心存偏见，而制造了一件血腥冤案，当时“蜀民岁为社，祠灌口神”，程氏却把祭祀水神李冰的表演当做是“置官属吏卒，聚众作乱”，而“捕其首斩之，配其社人于内地”。

宋代以科举取士构建官僚集团，南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