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为什么创作“文心雕龙”（2 / 4）

解经书吧。但是，在孔圣人身后，像马融、郑玄这样的大儒，已经把经书弘扬的博大精深，即便我个人再努力，也不可能另辟蹊径，以至于超越前人了吧。然而，涉及文章篇籍中的问题，特别是把它作为文化载体的自身特性和艺术规律，尽管这一部分内容对于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经书典籍而言，不过类似当作陪衬的青枝绿叶而已。但是，在现实生活之中，像规定大家如何交往的“五礼”（指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离不开他，治理社会安宁的“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离不开他；即便在帝王将之间，也需要依赖他，才能够相互了解、彼此沟通和共同交流，而国家一切军政要务更需要通过他，才能够张弛有度，并达到安之若素。所以，尽管研究、解析和明文章的体裁样式、修辞格调、内容特色以及诸如此类的细微末节等问题，最终必定还会追溯到经书典籍的内容实质性上面。然而，随着时代久远，特别是伴随文集浩瀚及其花样翻新，后继学者不只是眼花缭乱，而且各持一端，甚至已经莫终于是了；另外，汉晋以来，显而易见的是，文人作家的脾性愈来愈喜好猎奇，尤其热衷浮夸怪诞，并一味追求形式上的艳丽色彩，愈发专心致志于细枝末节的极端乖巧……如此文化风尚的社会，必定使离经叛道者愈行愈远，而伴随以讹传讹的文化习性难改，终将导致传统文化误入歧途且痴迷忘返。《尚书·周书·毕命》上早就指出：“辞尚体要，不惟好异。”而《论语·为政》中已然强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他们两者训导和教诲的宗旨，都是要求文章写作时，务必主次分明，决不能舍本逐末。鉴于明确了上述认识之后，我才开始着手创作本书。

纵观华夏文化的发展历史，只是到了近代，类似评文章的专业著作，才开始逐渐多了起来。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场的《文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生卒年不详字宏范东晋文学家文论家目录学家）的《翰林论》等。然而，作为批评文学，他们的立论角度和评价视野，却像是躲在犄角旮旯一样的局限狭隘，而不是像站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中央，不但可以高瞻远瞩，而且能够继往开来。因此，他们现有的论评述，有的只是褒贬当时的流行佳作，有的局限评前代的名家名作，有的单纯指摘古今作品的雅俗正偏，有的笼统综括文章篇籍的得失梗概……如果再去评价此类评论性作品文集的得失短长，像曹丕《典论·论文》，虽然详细具体，但不够全面，而曹植《与杨德祖书》，尽管理由充分，但不公道；应玚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