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十四章 辩章分句的文学意义（2 / 3）

，貌似互不关联，内在意义上，确实一脉相承，亦如同花萼、花房与最终硕果一样。由此可知，字词若没有左右的帮衬，词不达意，叙述无序，恰似独自漂泊，即便投宿逆旅，依然身心不宁。所以，凡遣词造句，忌讳颠三倒四，而组句成章，贵在顺序自然。这个道理应该就是一般语言和文章，之所以能够更好地表情达意的基本行文章法。所以不仅是诗歌这样，其他文章体例一应如此。

综括来看，无论语言谈吐还是撰写著文，尽管一句话的组成没有一种具体而明确的硬性规定，但其中字数的多少还是有规律所循。四个字通常紧密而不急促，六个字严谨而不迟缓，至于三个字或五个字等，则属于随机应变，适可而止吧。像《诗经》中的“雅”和“颂”，都是以四个字为中正的典范，唯有《诗经•雅•祈父》和《诗经•周颂•维清》是以二个字组句。两个字成句，可追溯到黄帝时代，传那时民谣《弹歌》，全然如此。三字成句，可见于虞舜时的《元首歌》。至于四字句的作品，出现于夏代，传太康之弟在洛水边的《五子之歌》既是。而五个字句者，在周代兴起，例如《诗经•召南•行鹿》。至于六个字和七个字的句子，于《诗经》《楚辞》中已经杂糅显现，不过像六或七个字的句子，真正自然成章并且盛行，则是到了两汉时期才过渡完成。通过探究文句字数的演进过程，显而易见：字数的多寡伴一直伴随着情志义理的简繁，其二者之间不仅相辅相成，而且因时因需地不断发展扩大啊。

另外，若论述诗词歌赋等韵文，以及所有文章篇籍在阅读中的音律问题；也就是因为顾忌音韵声律的影响，作者刻意增减或选择字句多少等，旨在谋求句读章节或整体篇籍，不但能够和谐押韵，更主要是读来朗朗上口，并且听的畅快淋漓。像这种文化现象，已经由来已久，自汉晋以来愈演愈烈。例如贾谊和枚乘的辞赋，偏好两韵一换；而刘歆和桓谭的作品，则是一韵到底，这都属于因人而异罢了。从前曹操论赋，不满于同韵重复，热衷于替代变化。陆云也，在四言句式中，还是四句一换韵为佳。在这一点上，陆云和枚乘、贾谊意见相同。究其原因，通常两韵一换，吟咏略感急促；如果一韵到底，读诵颇感疲劳。所以，机敏精道的作家，不仅长于神思亨通，而且善于折中韵律，目的是避免在这种形式问题上出现大的瑕疵纰漏。

以往的诗人，像《诗经》中者，喜欢多把“兮”字放在句末，而在《楚辞》中，则是把“兮”置于句末韵脚之外了。因此，“兮”作为句子成分，一般只是起到辅助作用，借以延缓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