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谐与隐的价值（4 / 8）

椁以及黄肠题凑，命武士甲兵挖穴，让老弱病残背土，周围国家闻讯都来送葬，埋葬后不但配享太庙，还要划拨万户侍奉，这样天下都才都明白大王贱人而贵马了。”楚庄王闻听这些话，自己也觉得荒谬，又到：“我的过错严重到了这种程度吗？现在怎么办才好呢？”优孟随后建议“……吃了算了”。于是，为了杜绝将这件事传扬出去，楚庄王同意把死马送进了御膳房。/p

类似上面两个故事，尽管语言形式和话方式颇现怪异、虚假和浮夸，但却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显著效果。这也是司马迁为什么在编纂《史记》时，还专门编辑了一篇《滑稽列传》的根由，就在于这种油腔滑调貌似荒诞不经的表达方式，反而是通向正道佳途的捷径。然而，任何主体方面，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如果不能保证雅正规范的格调制式，处于一种主流存在的态势风气，那么就极容易怂恿并走向歪门邪道。这正是所谓“本体不雅其流易弊”的道理所在啊。所以像东方朔、枚皋等人，位居高堂，只能随波逐流，并不曾有过匡正大业的卓越功勋。他们反而在实际生活中，相互诋毁、嘲笑和戏弄，彼此都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尊重和扶持。因此，枚皋自我评价：“为赋乃徘，见视如倡。”（大致意思：赋写的像谩骂嬉戏，人被视为倡优戏子。）从中，更不难看出，在他们内心深处，不仅充满悔恨之意，而且满腹人生的无奈、叹息和抑郁。/p

到了魏晋时期，传魏文帝曹丕曾经收集谐语隐言，还编了一本《笑书》；又风闻吴国的薛综（公元?243年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三国吴国名臣）擅长随机应变，用笑话驳斥对方。像这一类经常可以引起哄堂大笑，甚至手舞足蹈的插诨打科，对于施政教化并没有什么益处。即便有一些文艺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也一直痴迷不悟，以至于走向歧途。例如潘岳的《丑妇》和束皙（公元261300年字广微阳平元城人西晋文学家）的《卖饼》等，虽情景描写的淋漓尽致，但秽语闲辞颇多。尽管如此，他们的效仿者竟然无数，甚至达到了百余家之多。在整个魏晋时代，像这种取笑亵玩的文学风气异常盛行，有的把应?的鼻子，比喻成了削去半个的鸡蛋；有的把张华戴上帽子的头，形容像一个棒槌。类似这样一些丑话、怪话或俏皮话，对于文化所崇尚的“典雅中正”的氛围风范，都是无法挽回的严重损害啊。或许这样一种情绪宣泄的方法方式，恰恰符合了《吕氏春秋?纪卷五?大乐》中所讲到的“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之场景心态吧。所以，虽然算不上特别流行的古典成语“溺者妄笑”“胥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