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圣人（1936—1945） 第八章（3）（2 / 4）

击中。一天晚上，毛泽东打着灯笼到中央研究院看墙报以了解王实味发表在墙报上的材料。最后他说:“思想斗争有目标了，放箭有靶子了。”1947年，王实味被安全机关处死。

年轻时的毛泽东认为威吓是捍卫真理的合适武器。他绝没看到这易使人从尊重正确的东西转而走向错误。在延安，这种本能开始在制定充满强制色彩的政策方面发生作用。

毛泽东还要求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只去描写生活中的光明面，创作应来源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

在40年代，人们不会毫无怨言地轻易接受这些观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了毛泽东与中国很多富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的对立，这种对立持续他的整个后半生。

在延安，在各个领域—不光在文化界—毛泽东创制了新理论学说。毛泽东主义已经诞生，很难说它是某一单纯幼稚的概念思想或观念的综合，

1942年以前而应说它是为生存而作的艰苦斗争的副产品。

制定了灭绝人性的日本人的侵略是毛泽东首要关心的问题。东京“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美国在越南也与此相似—以此对付中国共产党。这给红区带来的损失极为惨重，因为这时国共统一战线在趋于萎缩。

蒋介石不仅不再给毛泽东的边区以援助，反而对它实行严厉的封锁。“人民战争”是否还有足够的空间和人力进行下去

在中共内部，毛泽东在上层遇到的敌手与长征时期相比要少得多，但是他在基层遇到了更为棘手的问题。

张国煮不再是毛泽东的障碍，他于1937年灰溜溜地跑到延安。[21]他的军队在西康的荒山野岭中差不多丧失殆尽，他本人也威信扫地。毛泽东静静地等待张国森自生自灭。这位泄了气的对手住在延安近郊一所漂亮的房子里，在抗日军政大学讲一点课，像往常一样，他把自己好好地保养起来了。

张国煮和毛泽东在最后一次见面时一场好戏上演了。[洲事情是因干部子弟学校的学生演出歌舞节目所引起。张国煮的儿子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在延安平等主义的高原中，特殊化已开始露头)，这孩子能歌善舞，自然在节目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但令张国煮勃然大怒的是，他儿子演的是一个叫张慕煮的反面人物，是一个叛徒。

毛泽东在现场观看演出，与其他领导人一起欣赏孩子们的表演。根据张国熹的说法，毛泽东在看到叛徒受到责骂时笑了起来，“由张国熹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