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抗日（1936—1945） 第七章（4）（5 / 5）

他们在上海卖报纸。有一阵，他们在一个破庙里栖身，并在庙外贴一张招牌:我们讲故事，一次一分钱。

奇怪的是，他们在30年代初期用的名字是杨运福和杨运寿，用的是他们母亲的姓。不过，假定毛泽东不在世或外婆没有收养他们，他们这样命姓取名倒很自然。

1936年，共产党地下组织与两个孩子取得了联系，他们乘船到达马赛后不久，康生就从马赛护送他们到莫斯科上学。后来他们回到延安，岸英与父亲一起生活，岸青因显露出精神病迹象而在一个农民家庭休养。

在莫斯科，贺子珍的状况没什么改善。她狠心地打她的小孩。不久，她发现自己被送进莫斯科近郊的一家精神病院。在40年代末，她又被转到上海的一家精神病院。毛泽东再次见到她好像是10年以后的事。此外再也没有见过她。

莫斯科没有利用过贺子珍的遭遇或她在苏联的出现，来批评毛泽东对待她的态度。

到了1939年，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1940年秋，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毛泽东又一次不费力地处理了正式手续的问题。没有什么地方记录了毛泽东与贺子珍离婚的确切时间—江青说首先提出离婚的不是毛泽东，甚至也无法确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时间。然而，对于毛泽东后来的事业，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来说，这是一次事关重大的婚姻。

毛泽东的新婚妻子的独断专行似乎从给新生女儿取的名字中得到鲜明的印证:李呐。李是江青本来的姓;呐是江青在上海的前夫、一名男演员的名字的谐音。’多少年中，江青总是过于自信。不过，在与毛泽东生活的最后时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41年下半年，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从莫斯科的学校写信给他们的父亲告知学习情况，毛泽东在1941年1月回信时说:“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只有科学是真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