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组织(1921——1927) 14、新的任务(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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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变了样,但热闹了一下又都恢复如常。上海的一次会议并不能就此动摇长沙的政治模式,也不能让毛泽东放弃他喜爱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有了新的任务,但他仍是沿着熟悉的五四道路前进。

毛泽东是中共湘区党的负责人,不过没有多少事要负责。他还可以做自己的事,诸如边教书边从事组织活动。他试图把共产主义这杯新酒倒进湖南这只试瓶中。他的活动仍集中在长沙。1921年至1923年间,他的文章大多发表在长沙的《大公报》上,而不是在党的刊物或全国性的刊物上。1921年至1922年的文章全都受着五四精神的启迪。毛泽东甚至还没有烧掉他与无政府主义联系的桥梁。

他在第一师范的关系网仍然存在,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毛泽东没有停止在附小的教学工作。在第一师范的支持下,他开办了夜校,参加学习的有黑铅厂工人、电灯公司的职员、人力车夫、菜贩以及铁路工人。第一师范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夜校的毛先生”。[1]

毛泽东还办了“补习班”,为那些想学算术和语文的18岁以上的农村青年补习文化,这使乡下的泥腿子第一次走进了第一师范宽敞的讲厅。他们皮肤黝黑,衣衫破烂,身上散发着汗味,在课堂上出声地嚼着烧饼和油饼。

有些人试图把这些鱼从第一师范的池塘中赶出去,毛泽东一面尽力说服母校校长,一面当众以不屑的口吻说服饰和饮食习惯只是“小节”。他软硬兼施的策略使人难以招架,这使他能把补习班继续办下去。

在毛泽东的教育工程园地中,最为出色的是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它于1921年秋季在“船山学社”成立。在办校的两年多时间里,学生最多时达200人,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是其中的一个。毛泽东把新民学会的朋友请来讲课,杨开慧也曾助一臂之力。

传播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其目的之一。学校出版了言辞甚激的小型月刊《新时代》,毛泽东在上面发表了自己两篇首次带有马克思主义味道的文章:《观念史观批判》和《马克思学说与中国》。[2]毛泽东解释说,这份刊物不像普通校刊那样的“文字的杂货店”,它将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3]这位年轻的组织者在努力使自己靠近既定之规。

然而,毛泽东仍然首先是教员,其次才是理论家,他相信教育会提高“老百姓”———中文里用来表示普通民众的词———的素质。作为教师他是认真的。

在20年代早期,毛泽东写的文章最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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