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诺奖，我该哭还是该笑？我的三个设想（4 / 8）

位伟大的诗人。他是一个极好的样本，一个原创性的样本。他是这种传统活生生的体现，54年来，他不断地重新发明自己，重新发明新的身份。”

事实上，口语文学的历史比书面文学更为绵长。达尼乌斯认为鲍勃?迪伦正是接续了古老的游吟诗人的传统，尤其是以荷马和萨福为代表的传统。“他们写作诗歌文本，以便我们可以聆听，表演，通常辅以乐器表演。鲍勃?迪伦也一样。”正如荷马和萨福将不断被阅读、被欣赏，鲍勃?迪伦的歌曲也将在伟大的英语文学传统里占据一席之地，持久流传。

“不管是中国、西方还是全世界，一直都有游吟诗人这个古老的传统，诗和乐本来就是一体的，是可以唱的。”张晓舟也这样表示。“我觉得这次迪伦获奖，看起来是很新鲜，但其实这次诺贝尔文学奖重返了一个古老的文学传统。”

不断“背叛”自己的鲍勃?迪伦从来拒绝被标签化，但对“游吟诗人”的身份似乎十分认同。2011年，当鲍勃?迪伦首次来到中国开演唱会之际，接受《南都周刊》记者章元佳采访时道：“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一个（上世纪）60年代的游吟诗人，一个摇滚民谣的遗迹，一个从逝去时代过来的词语的匠人。我处在被文化遗忘的无底深渊之中。”

他在每个动荡时代发声

很多人认识鲍勃?迪伦，自然是因为他的音乐。

迪伦的早期作品曲调简洁，旋律优美，但歌词内容却带有强烈的心智意象色彩。他对美国民谣之父伍迪?加思里等人开创的现代民歌教条，即民歌应为“正义之声”奉为圭皋。在当时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潮流下，迪伦创作了大量的“抗议歌曲”，里面充满了激进的批判性文字。

《大雨将至》、《战争狂人》都可作如是观，同时这些作品也奠定了迪伦作为美国上世纪60年代初“民歌复兴运动”的旗手地位。而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答案在风中飘荡》，因高度的时代意识被誉为黑人“民权运动”圣歌。另一首《时代的变迁》更是以其激进的“反主流文化”倾向使迪伦一跃成为“新一代文化的代言人”。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鲍勃?迪伦不啻为美国流行文化的“符号”。“迪伦的歌词，一方面受到非常多文学流派的滋养，他对美国文学、历史的兴趣和认识很丰厚，另一方面，他又浸淫于美国上世纪60年代垮掉派文学的写作方式，歌词里的气息，就像很多美国画家一样，把世事百态、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拼贴在一起。你一开始很难理解歌词里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