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行商（2 / 3）

两黄金，这些工匠实在是太讨巧，能把金线捻地细如牛毛一般，一朵牡丹只是勾勒其边，但是愣是有金光灿灿富丽无边的感觉。

这样一匹绸缎市价二十七两，按此时金银兑换比约是一比五来看，实际上这一匹织金缎子上的金子值五两左右，剩下的缎子本身加上绣工合起来最多算上五两，衣店要净赚十七两纯利润。而像这样的缎子，还经常供不应求。

想到这里张昭华就十分郁闷了――即便是百废待兴的明初，商人的利润都是无法匹敌的。即便皇帝再注重男耕女织，这种民经济能创造的仅是糊口罢了，依然敌不过商人阶级能创造的利益。

其实早在朱元璋称吴王前，是收官店钱的，甚至后来也有宣课司、通课司。到洪武初年，个别府县税及蔬果，饮食、畜牧诸物，都被皇帝下令禁止了，洪武十三年，又下令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勿征其税。

凡商税三十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处。这种商税，可谓是历朝以来最低。

不知道朱皇帝对商人是怎么想的，他并没有像以往的帝王一样把商人放到农民的对立面去，对这些人课以重税；反而在切切实实维护商人的利益，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认为他将商税都收齐了，‘能恢办商税’，褒其进京觐见，然遭皇帝批驳，税有定额，若能恢办，不是这个人能力突出，而是在剥削下民，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

洪武八年也有一个例子，有南雄来的商人入京贩卖货，至长淮关，吏让他交税。这个商人不愿意交，双方扯皮，拖得时间长了，这个商人的货卖不出去，就告官了，朱皇帝看到这个案子，反而认为“执而留之，非人情矣。”最后居然判这个执法的吏有罪，不仅杖责，而且还把这个吏的俸禄偿给这个商人。

朱皇帝认为征税，尤其是征商税，是在“扰害百姓”，起先张昭华认为这是对前朝灭亡的反思，毕竟自元世祖至元文宗的70年间，国家赋税不断增加，如盐课增加20倍，茶课增加240倍，商税亦增加近10倍。人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负担，或逃亡，或啸聚山林，与官府对抗。商人有时也被迫罢市以抗苛税。最后终于爆发了起义，可谓是元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但是当她观察地越多，就会得出一个更匪夷所思的想法来。

这种政策不是来源于反思，其实是一个帝王的自大。

朱元璋是根本没有把商人算进国家的主体部分的。

难怪她前世曾经听过有分析明朝经济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