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节（3 / 9）

事实上并不奇怪。

群众运动具有很强的不可控性。

在这个革命战争年代，政权交替尚未完成，基层社会尚在重建，司法程序尚不完备，一旦群众运动起来，纵然发现了乱打乱杀现象的弊端，并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实际上也是很难完全杜绝的。

甚至于有些乱打乱杀事件即使发生了，非但不会受到谴责，反而会博得时人的理解和同情。

比如一个佃户打死了地主，原因就是佃户的媳妇的初夜被地主玷污了，事情发生后，并没有人觉得这个地主被打死是冤枉的，也没有人觉得这位佃户有什么错。

这还是在山西，而且政策上已经三令五申，要求给地主富农一条活路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此时完全可以想象，在南方苏区，极左的政治气氛下，会出现什么事情，各种乱打乱杀，甚至是暴虐又该多么严重。

相比于乱打乱杀，人头落地，富农政策、平均主义大锅饭、乃至于干部腐败这些问题，事实上都是小问题，通过政策的纠偏可以做到，但是农村社会矛盾大爆发之后，如何重新建立一套村民广泛认同的解决纠纷机制则非常困难。

传统的地主士绅被消灭了，宗族关系和种种陈规陋被推翻了，最起码也是削弱了，以后谁来做仲裁者，那批村干部吗？

事实上，环太党并不完全相信他们，这帮人中，充斥着太多投机分子和流氓无产者。

使用他们，说白了是无奈之举，环太党放在每一个县不过几百军人，两百名不到的干部，相比于山西每一个县平均十万人口，这几百人根本算不得什么。

要想在山西立住脚，就必须让这些最先靠拢过来的人来破局，而倚重这些人，自然也要承担起这些人乱来的后果。

土改初期，正是这些人主导着阶级成分的划定，而在土改胜利果实进行分配时，其中很多人分配到了好地和相对多的胜利果实，成为土地改革的受益者。

廖德华同志对几个县土改初期情况进行了一番考察，他给出了一个让人极端担忧的比例，两百多名区乡干部的考察中，执行中犯错误的竟然超过一半。

其中包庇家庭亲友的，占到六分之一；贱买、窃取、多占、掠夺土改果实，高达三分之一；甚至敢于冒险贪污的，也有一定的比例。

更有甚者，某些村干部积极分子，私吞了地主富农的财物，害怕揭发，杀人灭口，所有这些不仅阻碍了土地改革的正常进行，而且恶化了干群关系，影响了环太党政权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