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2 / 3）

不能忘记的是,1944年秋天,在监牢的难友不断斗争下,养病室得到了开门散步的权利,我与他第一次公开会面了。看见他那高大的身躯仅剩下一副骨头,我紧紧握着他的手,劝他好好地养病、休息,设法增加一些营养。但是他坚持他吃苦的作风,顾到其他同志的困难,拒绝了我和其他同志的经济帮助,也拒绝了专门养病的提议,还是继续忙着与监狱来的同志谈话、商讨,也忙着用各种不同方式传递我们对监狱斗争、过堂、生活、学习的具体意见。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常常瞒着我,把我应该做的事,更深夜静时替我做了,使我少犯几次病。他不顾一切,在“百子一条心,争取全体回延安”的原则下埋头苦干。

然而在敌人继续不断地摧残下,在这慢性屠杀场里,我们亲爱的国桢同志,被剥夺了他最后的精力,病倒不能起床了。但是即使他的病势已到最后关头,他还是注意时局,注意狱方行动,关心我们的工作,关心同志们的健康。从1945年春天卧床不起,一直到夏天,国桢同志除了肺病外,还添了肠胃病,饮食大减,夜不入寐,骨[体]瘦如柴,终日呻吟,咳嗽不止,说一句话都要换好几口气。国桢同志早已自知不起,这时他所担心的并不是死的问题,而是希望少痛苦一点,少烦累同志,临死前能把自己的坐牢经验、地下工作经验,多告诉大家一点。“我一生的光阴多半是在监牢里折磨过去了。在牢里一次绝食斗争后,得到[了]肺病,现在在牢里又将因肺病而死。我只希望早一点死,[少受]一点罪。我反省一生,对党对事业无愧于心,然而我恨监牢生病剥夺了我太多的时间,使我对党不能尽什么力量。”我们听见他(关于)死的话,真是心痛,又常常为他的精神感奋得暗中流泪。

我们变卖我们最后一点用物,以期挽回他的生命。然而,终于在1945年7月31日,死神残酷地夺去我们最敬爱的乔国桢同志,使得他未来得及看到[苏国]红军出兵打樱花国和樱花国投降。国桢临死时,根据他坚定的阶级意识,本能地不相信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种种决议并且屡次把[用]这种态度来提高同志们的警惕性。国桢同志本来是可以继续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然而,屠户们却摧毁了他最后的健康。就算是在那样环境里,在同志们爱护下,也还可以多活一个时期的。然而,反动派却要催他速死。在淳化事件①后,狱方以最无人道的手段,接二连三地把养病室看护乔国桢同志的我们同志驱逐回狱。国桢同志是在切齿痛恨法西斯反动派的心情下死[去]的。安息吧!国桢同志,我们正继承你的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