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马车夫第166部分阅读（3 / 13）

使得很多激进思想家将目标从国内转移国外，在主流儒教不可动摇的前提下，开始形成对外思想侵略模式。

帝国政府允许国民言论自由，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帝国建国之初，帝国政府承受了相当大的思想压力。

这其中就包括很多前朝明的死硬分子，如黄宗羲，他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中华帝国政府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当时帝国政府正在推行对农民的休养生息政策，对士工商阶层进行适当征税，让黄宗羲误解了帝国政府的苦衷。

再如顾炎武，从前朝明末期开始，他就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中华帝国建国初期的一部分学者影响很大。

再就是王夫之，他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强烈批判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在中华帝国建国之初，王夫之希望他的观点能够警示中华帝国政府，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提醒中华帝国政府不要走前人老路。

这三人的思想影响了超过半数的学者，给刚刚建国的中华帝国带来了强烈的思想冲击，令帝国政府在建国最初的几年时间里，任何政策和法律法规都十分小心谨慎，如坐针毡。

起初，帝国政府官员们上奏，要求严惩这些激进分子。神武大帝邓浩楠开始也对自己推行国民言论自由而感到怀疑，但最终邓浩楠的理智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只有顺势利导才能将这股巨大的思想武器化为己用。

邓浩楠挺住了，凭借着自己在国民心目中的强大个人崇拜力量，顶住了来自这些激进思想家们的巨大的压力。

随着帝国政府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皇帝在皇宫外立碑“永不加赋”的誓言博得了帝国国民们的拥护，也改变了黄宗羲对国朝的看法。

接着，邓浩楠在政治改革上推行内阁轮换制，建立上议院（皇室参议院、贵族众议院）和下议院（国民议院），将权力大部分下放帝国公民，允许公民参与国家大事。同时，作为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