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纪十一（10 / 12）

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愿断自圣意，止用前命，仍诏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诚有学问，即许出官。其余皆补文学、长史之类，不理选限，免使积弊增重不已。遂诏定特奏名考取数，进士入四等以上、诸科入三等以上，通在试者计之，毋得取过全额之半，是后著为令。

时方改更先朝之政，礼部请置《春秋》博士，专为一经。尚书省请复诗赋，与经义兼行，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己说。又言：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及第进士之上。旧明法最为下科，然必责之兼经，古者先德后刑之意也。欲加试《论语》大义，仍裁半额，注官依科目次序。诏近臣集议。左仆射司马光曰：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此乃复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今天下学官讲解。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

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得兼《公羊》、《谷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次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次论策，如诗赋科。并以四场通定高下，而取解额中分之，各占其半。专经者用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于策论参之。自复诗赋，上多向习，而专经者十无二三，诸路奏以分额各取非均，其后遂通定去留，经义毋过通额三分之一。

光又请：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臣各举所知，以勉励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若所举人违犯名教及赃私罪，必坐举主，毋有所赦，则自不敢妄举。而士之居乡、居家者，立身行己，不敢不谨，惟惧玷缺外闻。所谓不言之教，不肃而成，不待学官日训月察，立赏告讦，而士行自美矣。遂立科，许各举一人。凡试进士者，及中第唱名日，用以升甲。后分路别立额六十一人，州县保任上之监司，监司考察以闻，无其人则否。预荐者不试于州郡，惟